新发现的程伟元史料考论

苏心2016 发表于 2020-03-25 16:21:0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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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伟元是红学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程甲本”、“程乙本”等《红楼梦》“程本”系统亦以其命名。近几十年来,红学界对程伟元生平资料高度关注,有关他的史料陆续有所发现,目前已发现程伟元绘画作品计有:嘉庆七年程伟元为晋昌祝寿所画的《罗汉册》;程氏手绘并题记山水画扇一柄;程伟元为王尔烈祝寿所画《双松并茂图》(一称《水墨双松祝寿图》);程伟元手绘中堂《松柏同寿图》等。关于程伟元诗歌序跋以及与友人的唱和诗,目前也已经发现有晋昌给程伟元的唱和诗九题四十首;程伟元为晋昌的《且住草堂诗稿》写的序跋;孙锡的七律诗《赠程小泉》,刘大观题程伟元画的《柳阴垂钓图》的一首古风,金朝觐题程伟元画册的诗并序,等等。近些年来,林骅、赵建忠、胡文彬等先生著文介绍了从朝鲜燕行使文献中发现的程伟元佚诗等史料,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这些资料的发现,使我们对于程伟元的生卒年、籍贯和家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嘉惠学林。但是,关于程伟元生平史料仍然有进一步搜考的空间和必要。

笔者近来在查阅程伟元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小泉指画禅僧”扇面一幅以及朝鲜燕行使朴思浩的《心田稿·应求漫录》、沈象奎的《斗室存稿》对程伟元各有一处记载。本文拟在考辨新发现的程伟元史料基础上,结合目前学界已经掌握的程伟元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些考辨。

一、新发现的台北故宫所藏程伟元“指画禅僧”扇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其中不乏涉红珍贵书画。笔者发现的程伟元“指画禅僧”扇面载于台北故宫收藏的“艺林清赏”册页第十一开。“艺林清赏”册页编号为“故画003490N000000000”,共十二开。依照先后次序,依次收录了“清杨大璧云壑奔泉”、“清汪涵金秋山高致”、“清陈一元画竹石”、“清周度疏林寒鸦”、“清孙世昌画虞美人”、“清张洽画日景”、“清朱璨英画杏花”、“清瑛宝画荷”、“清叶道本门前邀饮”、“清徐□蜜蜂芙蓉”、“小泉指画禅僧”、“小痴泰岱瞻云图”等十二幅图。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艺林清赏”册页就已经见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书画录》卷八《故宫书画录》是1949年前后北京故宫所有运台书法名画总目录,资料详实,为故宫珍贵书画文献集大成者。但凡精品,均详述其。质地、尺寸、款识、印章、题跋,并附以简要考订,次等者则仅列品名。实际上,“艺林清赏”册页均源自北京故宫旧藏。

“艺林清赏”册页第十一开扇面原无作者拟题,编者根据相关信息将其著录为“小泉指画禅僧”,编号为“故画003490N000000011”。很明显,该画源自故宫旧藏,流传有绪,来源是清楚的。但著录者仅根据印章落款将其著录为“(作者)伟元,姓氏生卒年乡里均待考。”因此,该画一直以来未曾引起学界注意。

该册页第十一开下图右上角(参见图1)有作者行书落款“辛未重午前一日 小泉指画。”辛未为嘉庆十六年(1811),“重午”即端午节五月初五日,则该画所作时间为嘉庆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其后有白方印记:“ 伟”、“元”。结合程伟元生活的年代(乾嘉时期)和其姓名字号,可判定为程伟元指画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小泉指画禅僧”扇面图与题为“古愚弟尚忠”的书法扇面拼接在一起。本幅 16.9x50公分、对幅 15.6x48.6公分、全幅 64.2x58.3公分。书法扇面的内容为:

谁家亭子碧山颠,白板桥通屋几椽。

远树层层山半角,杖藜人立夕阳天。

主人爱客独超群,小队招邀过渭汾。

三十六峰无所赠,随缘分与一溪云。

怡庵老先生属书,古愚弟尚忠。

作者落款印记为“纫芳”、“絜矩”、“谭尚忠”。根据印记及落款,知为谭尚忠所书。谭尚忠(1722-1796),字希夏,一字古愚,号苍亭,江西南丰人,乾隆辛未(1751)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转监察御史。后调吏部转左侍郎,不久逝世,终年75岁。著有《纫芳斋杂著》、《纫芳斋诗文集》。而嘱咐他所书的人“怡庵老人”很可能就是善怡庵。善怡庵为长白觉罗,名善廉,字怡庵,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四十七年考取候补中书,六十年授中书,嘉庆四年补授侍读,九年补授盛京锦州府知府,十年降为宁远知州。值得注意的是,善怡庵与程伟元相识,程伟元曾为之绘制的《柳阴垂钓图》》,请刘大观题诗。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幅扇面与程伟元友人善怡庵有关(嘱题者),但写下书法的作者谭尚忠早在乾隆六十一年(1796)已经去世。而“小泉指画禅僧”册页的绘作时间为嘉庆十六年(1811),二者时间相差16年,因此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从扇面内容看,上幅扇面诗文谈论善怡庵住处之清幽,而下幅扇面描绘禅僧形象,二者并无内在联系。笔者推测,这两幅扇面图之所以拼合在一起可能有两种:一则可能是得到谭尚忠题赠书法的善廉将后来程伟元“指画禅僧”扇面拼合在了一起;第二种可能是后世之人亦或“艺林清赏”收藏者将其拼合在一起,但不知二者所作时间不合。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考,但《故宫书画录》将作于不同时间的两幅扇面笼统命名为“小泉指画禅僧”是不妥当的,应该予以修正。真正属于“小泉指画禅僧”册页的只能是第二幅扇面图。因此,笔者接下来也主要围绕第二幅扇面图展开讨论。


图1: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小泉指画禅僧”扇面,编号“故画003490N000000011

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对此画的著录,第二幅扇面图中所绘人物为布袋和尚(禅僧)。布袋和尚僧名契此,是唐末高僧,形裁腲肥,常以杖荷布袋入市廛化物,故人称之为布袋和尚。本幅画布袋和尚立于古树下,袒腹露胸,举手伸欠,布袋与荷杖置于其后。通幅以指作画,点划草草,而人物情态毕具。且该图为手指所画,用写意、皴法的方式展现,更显精妙[vi]。(参见图1)

扇面图左上角有程伟元本人的楷书题画诗:

一朝放下肩头担,天地空兮身亦空。

小字诗注为:

凡人生必有应负之担,其担之轻重在人之夙修。如能将担放得他下,自然领略天空地空之妙境,其身方是真空。予孽重故担亦重,恐将来放他不下,则亦不知天空地空之妙,身虽空而非空矣。

笔者拟在介绍“指画禅僧”册页的基础上,对其价值和相关的问题略作讨论。

首先,该册页是除了嘉庆七年《指画罗汉册》之外,目前所见程伟元的第二幅指画作品。根据文献的记载,程伟元才艺较为出众,是一位“兼长诗、文、书、画等多方面才艺的名士,深受以宗室晋昌为首辽东上层士大夫的器重。”盛京将军晋昌说程伟元“文章妙手称君最”、“论文谭诗志不输”、“字字珠巩句句春”。程伟元不仅工诗,还擅画能书,特别是其“指画”为人所熟知,晋昌答谢程伟元所赠画册时,赞其“古墨一螺生艳彩”。

关于程伟元的画作,前文已经提到,发现有5件作品,分别是程伟元绘折扇一面、《双松并茂图》(一称《水墨双松祝寿图》)、《松柏同寿图》、《指画罗汉册》和《柳阴垂钓图》,学界也有深入研究,兹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程伟元“指画”作品。

到目前为止,学界只发现程伟元的嘉庆七年为晋昌祝寿所作的《指画罗汉册》。此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被发现,史树青先生在《文物》发表了《程伟元指画罗汉册及其他》一文;《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也载有鲍蹈的《程伟元指画〈罗汉册〉的发现》。根据两文的介绍,1977年北京邱大阜(第165中学教师)出示家藏“程伟元指画罗汉册”,系其父早年得自沈阳市上,纸本,共十二开,册中共有十二幅罗汉画像,其中只有五开署款,第一开又剪贴程伟元图章二方。在这本《罗汉册》的第十二开,左侧署款行书“古吴程伟元指画”七字。晋昌《戎旃遣兴草》卷上《且住草堂诗稿》有《(壬戌)初度,小泉以罗汉册为祝,即和原韵》,诗云:“满幅云烟满幅春,图来寿佛倍精神”,并做题画诗十二首《题阿那尊像册十二绝》,表达对程伟元指画作品的赞赏。程伟元的这幅指画作品甫一公布,立刻得到学界极大的关注,而嘉庆十六年(1811)程伟元“指画禅僧”扇面图的发现,又添加了程伟画指画能力的重要佐证,也同样会有力推动程伟元的研究。

其次,程伟元“指画禅僧”扇面中本人题识的发现可管窥程伟元的思想,尤其是其对佛教的态度和看法。如前所述,程伟元目前所见的两幅指画作品都涉及到佛教人物。一为罗汉,一为禅僧(布袋和尚),可能并非意外之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程伟元对佛道的关注和偏爱。“指画禅僧”扇面中的程伟元自题诗“一朝放下肩头担,天地空兮身亦空。”表达了欲仿布袋和尚逍遥自在的旨趣。在诗注中,程伟元进一步说明他对此有所触动的原因在于“予孽重故担亦重,恐将来放他不下,则亦不知天空地空之妙,身虽空而非空矣。”该题识作为程伟元目前所见少有的文字,且表达了人生“应负之担”,“予孽重故担亦重”、“恐将来放他不下”这些非常个人化的思想,可谓弥足珍贵,值得学界重视和研究。特别是程伟元所表达的“予孽重故担亦重”,蕴意深远,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了评价,这是以往程伟元材料中所稀见且尤为可贵的。

总之,在程高本《红楼梦》的校阅刊刻过程中,程伟元是发起者和主持者,并参与了具体工作,作为红学史中的这样一位人物,其本人留下的诗文绘画即使片言只语,亦足珍贵。台北故宫所藏程伟元“指画禅僧”册页,来源清楚,内容丰富,无疑是近些年来程伟元生平史料的重要发现,应该引起红学界的足够关注,并作深入探讨。

二、新发现的《心田稿·应求漫录》、《斗室存稿》所载程伟元史料考辨

2007年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林骅教授在《今晚报》发表了题为《新发现程伟元一首诗》一文介绍朝鲜李海应写的《蓟山纪程》卷二载有他在沈阳拜访程伟元的资料,赵建忠之后在《红楼梦学刊》发表《新发现的程伟元佚诗及相关红学史料的考辨》对此史料进行了考辨。

学界研究发现,李海应的《蓟山纪程》该部分的卷二有则关于《红楼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程伟元的记载(参见图2):

程伟元书斋 号小能,能诗文字画,家在城内西胡同。因沈教习仕临,往见之。程出,肃延座。题一绝句:“国语难传色见春,雅材宏度尽精神。贱生何幸逢青顾,片刻言情尽有真。程本系河南籍,伊川先生三十一世孙,见授沈阳学掌院。郢下歌成白雪春,主人情致谵怡神。逢迎诗席匆匆话,莫辨浮生梦与真。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笔者的查核,学界引述该史料时,往往有两处讹误。一是把“号小能”误作“号小泉”或说第二个字本缺,其实核实原文,确为“号小能”。二是,不少人把其中的“沈教习仕临”误录作“沉教习仕临”。其实,沈教习仕临即沈仕临,其时为沈阳书院担任教习一职。沈仕临,字云樵,沈阳人,拔贡,乾隆间以文名于时,曾与潘扶云、八十泰、宝瑚等各赋万泉八景诗最工。李海应《蓟山纪程》所记之意是说经沈仕临的介绍,得以拜访程伟元,如此则文意清楚。而学界往往错误解读,标点为“因沉教习仕临, 往见之。”把沈作沉,也就失去了原本重要信息:沈仕临与程伟元是好友,并可能同时在沈阳书院任教,为同事关系,经沈仕临引荐,李海应才得以见到程伟元。



图2:朝鲜李海应《蓟山纪程》程伟元史料书影

有学者认为,《蓟山纪程》资料的发现,是程伟元“工诗”记载的首次被印证,填补了红学史料的某项空白。那么,燕行录中还会有关于程伟元的资料吗?胡文彬先生断言“朝鲜文人留有‘日记’或诗文集中亦当有程伟元的记录”笔者在搜考程伟元资料过程中,也发现了燕行录中有两处涉及程伟元的资料,颇为珍贵,现予以披露和考论,以飨读者。

(一)《心田稿·应求漫录》所载程伟元史料

关于程伟元的籍贯和生平,学界讨论已久,学界借助域外文献对其生平多有考索,尤其是近来陆续发现了《沈槎日记》、《蓟山纪程》关于程伟元的记载推进了相关研究。笔者从朝鲜燕行使朴思浩《心田稿·应求漫录》(作于道光九年),又挖掘了一条关于程伟元的重要记载,说明其为“吴中”人,且工诗文,文章以此为基础,结合相关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些考辨。

《心田稿·应求漫录》作者朴思浩(生卒年不详)是朝鲜谢恩使兼冬至正使洪起燮的幕僚,道光八年(1828)十月随其燕行到达北京。《心田稿·应求漫录》专门列有《春树清谭》一节,记载了他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朋友们聚会讨论的场景,他们常常在时任内阁中书丁泰的春树斋中相约。根据朴思浩的自述,道光九年(1829)走访丁泰,并进行笔谈,所谓“春树斋,卯桥庄也。与主人卯桥及雪门,晓峯,亦宜,元甫,九山,兰雪,茶心,云客诸人多日从游。拾其笔谈余纸,作《春树淸谭》。”其中大量记载了作者与卯桥玉胤的对话,问询中国风物典故,其中一条就涉及到程伟元:

余问卯桥玉胤:今年廿二,文学成就否,愿一识荆。对:文学未成,今往楚州聘家未还。余曰:先生与鄙人同庚,迷豚今廿岁,与令胤一二年庚,诚非偶然。迷豚日后入京,与令胤相访,则岂非世谊乎。迷豚名来锡,字穉玄,昨年发解汉城试,尙未得小成,愧乏敎训。对:两家各谊记念不替。……问:吴中程少泉伟元,伊川先生三十一世孙。曾作沈阳太学敎授,与东人酬唱,其诗与字画甚佳。今尙在否?答。先辈也,未及识面。


图3:《心田稿·应求漫录》所载程伟元史料书影

笔者认为,该史料具有如下价值和可讨论之处:

其一,可与已经发现的《蓟山纪程》记载相关验证。《蓟山纪程》载“程本系河南籍,伊川先生三十一世孙,见授沈阳学掌院。”虽然时隔多年,但程伟元与朝鲜人多有交往,名声甚大。从《心田稿·应求漫录》记载看,再次重提程伟元为程颐三十一世孙,《蓟山纪程》说程伟元“能诗文字画”,《心田稿·应求漫录》说“其诗与字画甚佳”,可见其诗文字画俱佳的声名远播,绝非空穴来风。如果说孤证不立,这则记载的发现则多了一条证据,可信度大大增加。

其二,对程伟元生平资料有重要增补。首先,提供了程伟元籍贯的重要证据。《蓟山纪程》只说道程伟元原先为河南籍,与学界先前所认为的苏州籍似有抵牾。此次《心田稿·应求漫录》的发现,则明确记载其为“吴中”人,即为苏州籍人,而《蓟山纪程》记载他为“河南籍”应指的是其祖先程颐的籍贯,而此“吴中”则为迁徙后现时籍贯,两种记载并不矛盾。以往学者主要依据其同学友李楘籍贯为苏州府长洲县,且传世的几种书画作品都自署“古吴程伟元”,证明其为苏州籍,但因字画有情况较为复杂,仅凭同学友的关系又属于间接证明。《心田稿·应求漫录》所说的“吴中”人,可以说基本解决了程伟元的籍贯问题。其次,关于程伟元交游问题。李海应的《蓟山纪程》记载了他受程伟元盛情款待的事情,学者多据此判断居于沈阳的程伟元与朝鲜文人多有交往,这次发现,则直接从朝鲜文人口中说出“与东人酬唱”,也就是与朝鲜人多有诗文往来,所言相当可信。

其三,关于对多处记载中程伟元字号差异问题。如前所述,《蓟山纪程》记载程伟元“号小能”,而《心田稿·应求漫录》记载为“程少泉伟元”,字号则为“少泉”,这与我们所常见的“小泉”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种原因:程伟元有不同的字号;原文记载有误(可能是朝鲜人弄错),但并不影响我们判断此记载的真实性。

其四,有助于对程伟元任官履历和卒年的推定。《蓟山纪程》记载程伟元“见授沈阳学掌院”,“沈阳学”一词颇令人费解,不知何职?今从该记载“沈阳太学敎授”得知,《蓟山纪程》所载语义含混,当是‘沈阳太学掌书院’之误。程伟元确实做过沈阳书院教授,且贵为掌院,地位尊崇,文化素养相当高,绝非商人可比。也正因为他高居此职,也有很多的机会与朝鲜使者和文人接触。李海应此处所谓“沈阳学”,当是未分清沈阳书院与盛京官学之故,程伟元任教之处应是沈阳书。此外,道光九年(1829)朴思浩问询丁泰关于程伟元情况时,丁泰“答:先辈也,未及识面。”先者,故也。此时程伟元已经去世,故而丁泰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与道光九年朴来谦的《沈槎日记》所记载的“程小泉伟元作故已久”可彼此验证,也为推考程伟元的卒年下限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

(二)《斗室存稿》所载程伟元史料

朝鲜人沈象奎(字穉敎)《斗室存稿》卷一载有程伟元资料,亦载于《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全文如下:

永宁寺壁,见程壮元伟元题字。顷年絅好内兄曾过此,知其为名士,闻是正公后孙云。尊诵程朱四十年,欲持门户作曾玄。埜云(朱埜云,文公二十六世孙)一面如家法,独恨不先识小泉。(伟元号。)


图4:《斗室存稿》所载程伟元史料书影

前引记载提到“小泉”是“伟元”之号,且说“程壮元伟元”(“状元”之说不准确),由此可见,沈象奎所描述的正是《红楼梦》校订出版者程伟元。

《斗室存稿》作者为沈象奎(1766-1838),字穉教,号斗室,青杞人。正祖十三年,登谒圣文科,选讲制文臣,授奎章阁待教。二十年,移弘文馆检校待教。二十二年,迁奎章阁直阁,升刑曹参议转承政院承旨。曾以冬至副使到过中国。著有《斗室存稿》四卷(沈熙淳校正本)。根据史料记载,嘉庆十八年(1813)正月,时任朝鲜使臣、经筵讲官、内阁提学、原任三馆大提学、判中枢府事斗室的沈象奎作为燕行使访问中国,正是在访问途中,路经永宁寺,才见到了程伟元的题壁文字。

文中所提到程伟元“闻是正公后孙”,“正公”即宋代理学家程颐,沈象奎认为程伟元是程颐的后代。这与《蓟山纪程》、《心田稿·应求漫录》中朝鲜人提到的程伟元乃“伊川先生三十一世孙”的记载是一致的。文中的“文公”(即朱熹)二十六世孙“埜云”为朱鹤年(1764-1844),字野云,号野堂、野云山人等,江苏泰州人,生活于清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后寓居北京。当时,朱鹤年的作品最为朝鲜人所欣赏,每有到中国内地的朝鲜商人都不惜重金购买他的作品,又因为朱鹤年人品高尚,有的朝鲜人把朱氏画像悬挂起来,当作圣贤顶礼膜拜。。

沈象奎在纪行录中提到程伟元为程颐之裔孙,并将其与同为朱熹裔孙的朱鹤年相比拟,二者同为朝鲜人极为尊崇的“程朱”的后代,可惜没有机会谋面,才会发出感叹“埜云一面如家法,独恨不先识小泉。”嘉庆十八年,程伟元可能还在世,遗憾的是二人未能相见。

文中还提及程伟元还在永宁寺墙壁上题字。永宁寺位于黑龙下游东岸特林村以北 2.4 公里的江岸石崖上,是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再次到该地巡视时为“柔化斯民”而建的佛寺,先后留有“敕建永宁寺记”和“宣德八年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现藏于俄罗斯海参崴博物馆)。嘉庆十八年,沈象奎途经永宁寺,在墙壁上看到程伟元题字,想起先前就曾看过此字的其兄介绍,“知其为名士,闻是正公后孙”,非常欣喜。尽管把程伟元误认为“状元”(根据目前史料,程伟元未中进士,更不可能是状元),但也充分说明其文才在朝鲜人中是颇具知名度的。

(本文原载于《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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